她学过无数次,无不以失败告终。
有一回,借了同事的车在操场上练习,已骑得相当不错时,同事好心鼓励说:“看,你不是骑的很好吗?这辆车还是二六的呢。”
话音刚落,宁颜就跌下去。
那一跤摔得够狠,宁颜从此绝了学自行车的念头,一般出去玩儿,都是之芸用车带着她。
她每天步行上下班,好在家离单位不远,宁颜很享受这一段过程。
她每天都要经过同一个路口,那里有一个交通岗亭,是这个城市里仅剩的还未拆除的岗亭之一。
岗亭里,有一个值班的小交警。
那个小交警每天看着她从街口路过。
有一天,学校组织青年老师与二大队的交警们搞联欢。
宁颜站在角落里,忽然有一个瘦高个儿的小交警走过来,他好象是刚刚下班,来得晚些,制服都没有来得及脱,他站到宁颜的面前说:“我见过你。天天都能看见。”他把眼睛调开去,又补充了一句:“不过你从来没有注意过我。”
那个人有着非常俊秀的五官,微黑的脸孔,高大而整洁,制服袖口露出的衬衫是雪白的。从此,宁颜每天下班都无端地快乐起来,步履轻松,心情有一种隐密的雀跃,整个小脸都被照亮了似的。
那个年青交警看到宁颜走过来,会伸出头来向他挥挥手,宁颜发现,他的岗亭多了一盆花。
终于有一天他打电话约她出去。
宁颜总是还记得跟他出去的那一个晚上他的拘谨,还有临分手前他说过的一句话。
那天,他把宁颜送回家,天已经很晚了,这一带很难打到车,宁颜问他怎么回去,他说,走呗。黑暗里他的牙显得特别的白。
宁颜说:那么远。
他说:“不怕的,农村的孩子,走点儿路怕什么。”
他不怕走路,可是,他怕别的。
宁颜的妈妈知道她与这个小交警出去,断然地说:“他不行的。我跟你说,你别犯糊涂。这个人不行。”
母亲的一句话是一个方面,更叫宁颜断了想头的,是那人的态度。他在约她一次之后突然地再也不打来电话了。宁颜等了许久,她也没有打过去,她知道他退缩了,他改了主意。
一段恋情,未及开始就戛然而止。
宁颜常想,如果当时他或者她足够勇敢,也许事情会完全不一样。
他很快就不再找她了,宁颜上下班也换走另一条路。
很快,那个交通岗亭也拆掉了。全市的交通系统改为电子控制。
在以后的许多年里,宁颜常常想起他的话:农村的孩子,走点儿路怕什么。
那个人的名字里头有一个诚字,过了很多年,宁颜一直都记得他。
他的形式虚幻了,她用她的想象丰富了他,塑造了他,他原本不过是她的情感世界里匆忙的过客,但是在岁月里,在她的想象里他成了佛前的一盏长明的灯,给了她晦暗的人生一方小小的永恒的亮。
然后,宁颜开始在母亲的安排下与许多人相亲。大多是她或是母亲没有看上人家,也有人没有看上她。她记得有一个人,在相亲过后托介绍人带来话,这个女孩子不行,她的腿都没有我的胳膊粗。太弱了,我不喜欢。
那些人在宁颜的生活里,来了,又去了。
宁颜疲倦得很。
这一个疲惫冗长而无结果的过程唯一的好处就是,奇迹般地治好了宁颜的精神洁癖。
宁颜觉得自己渐渐地变成了一根老油条。
有一天,母亲与父亲很神秘地跟宁颜说,这次再给她介绍一个男孩子。是个大学讲师。
宁颜随口问,是哪位阿姨介绍的。
父亲含糊其辞,母亲说:“就告诉她也不要紧,这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说着,拿出一封信来。
宁颜看见那信封,觉得有点奇怪,上面的地址与收信人姓名是用毛笔写的,真是很少见。字不见得多出色,但是细长端正。
宁颜心里隐隐的有了一点意识。
母亲说:“我跟你爸商量过了,这么多日子,也没见有人介绍过什么合适的人,毕竟我们接触的人也少,不如试试报纸上的征婚广告。”母亲说着,面容生动起来:“你别说,还真有不少条件不错的。我跟你爸,选了一个,给他去了信,没想到回得这么快,你看看。”
信是一个叫李立平的人写来的,他介绍说,他是一个大学讲师,学化学的,因为当年做学生时表现比较出色所以留了校。希望能够和来信提及的女孩子见一见面。
信的最后,加了一小段。
他写道:我的家庭来自一个小镇子,还比较落后,家境也比较一般,如果女孩子揪住我的出生不放,那么也就没有必要见面了。
母亲又给宁颜看了登有李立平征婚启示的那张报纸,缩在密密麻麻的一堆征婚启示的一角,言简意骇,男,三十岁,大学讲师,貌俊,一米七五。诚征文教系统未婚女,谢绝领证未婚。
约会是由母亲一手安排的,在一家街心公园里,因为没有介绍人,约定了各自手拿一份当天的扬子晚报。
那是一个湿暖的十月的夜晚。
母亲帮宁颜选了件半新的长袖连衣裙,母亲说,这样端庄但又不显得过于慎重其事。
宁颜准时到了小公园。远远地就看见一个男人的背影。
中等个儿,比较瘦。双手背在身后,握着一卷报纸。
宁颜忽然觉得有点荒唐,几乎生了转身逃走的心。
那人正好回过头来。
宁颜把与李立平相识相处的经过全部写进了她的日记里,后来宁颜想,这是她千不该万不该最最不该做的一蠢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