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游吉访问晋国回来,听到国内又发生祸难,不进入新郑,而让副手回去复命。八月初六日,游吉逃奔晋国。驷带去追他,在酸枣追上。游吉和驷带盟誓,把两块玉圭沉入黄河以示诚信。游吉派公孙进城与郑国大夫们结盟。十一日,游吉回国。
《春秋》记载:“郑人杀良霄。”不称他为大夫,是说良霄从外面进来,已经没有官位了。
于子之卒也,将葬,公孙挥与裨灶晨会事焉。过伯有氏,其门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犹在乎?”于是岁在降娄,降娄中而旦。裨灶指之,曰:“犹可以终岁,岁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岁在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娄。
回想起来,鲁襄公十九年,郑国的公孙趸去世。将要举行葬礼的时候,大夫公孙挥与裨灶清早起来商量丧事,路过了良霄家门口,看见他的门上长了狗尾草。公孙挥开玩笑地问裨灶:“你算算,伯有死的那天,这狗尾草还在吗?”当时岁星在降娄的位置,降娄还在天空的中部,天就已经亮了。裨灶指着降娄说:“还可以等岁星再绕一周,不过活不到岁星再到这个位置了。”等到良霄被杀,果然岁星正在訾的位置,还要到下一年才能抵达降娄。
仆展从伯有,与之皆死。羽颉出奔晋,为任大夫。
鸡泽之会,郑乐成奔楚,遂适晋。羽颉因之,与之比而事赵文子,言伐郑之说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孙为马师。
大夫仆展跟随良霄,与他一起战死。羽颉逃奔晋国,当了任地的大夫。
鲁襄公三年的鸡泽之会,郑国的乐成逃奔楚国,后来又去了晋国。羽颉通过乐成的关系,和他一起侍奉赵武,提出了攻打郑国的建议。赵武以有宋之盟的约定为由,拒绝了。罕虎任命公子喜的儿子公孙当了马师。
楚公子围杀大司马掩而取其室。申无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国之主也。王子相楚国,将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祸国也。且司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体也。绝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体,以祸其国,无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楚国令尹公子围露出了贪婪残暴的本性,杀死大司马掩而夺取了他的家财。大夫申无宇以为:公子围必定不免于祸。善人,是国家的支柱。公子围辅佐楚国的政事,本来应该培养善人,却虐待善人,这是祸害国家。而且司马是令尹的副手,相当于楚王的手足。断绝百姓的支柱,去除自己的副手,斩除国君的手足,以祸害国家,没有什么不祥比这更大了,怎么能够免于祸难?
为宋灾故,诸侯之大夫会,以谋归宋财。冬十月,叔孙豹会晋赵武、齐公孙虿、宋向戌、卫北宫佗、郑罕虎及小邾之大夫,会于澶渊。既而无归于宋,故不书其人。
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渊之会,卿不书,不信也。夫诸侯之上卿,会而不信,宠、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诗》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谓也。又曰‘淑慎尔止,无载尔伪’,不信之谓也。”
书曰“某人某人会于澶渊,宋灾故”,尤之也。不书鲁大夫,讳之也。
宋国的火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在晋国的发动下,诸侯派出卿大夫会盟,商量怎么赠送财货以援助宋国。十月,晋国赵武、齐国公孙虿、鲁国叔孙豹、宋国向戌、卫国北宫佗、郑国罕虎以及小邾国大夫在澶渊开会。开完会之后,却没有任何实际行动,没有给宋国输送任何物资,所以《春秋》不记载他们的名字。
君子评论:“对待信用恐怕不能不慎重吧!澶渊之会,各国的卿都不记录在册,就是因为不守信用。诸侯的上卿参加会议而不守信用,全都失去了他们尊贵的姓名,不可不守信用就是这样啊。《诗》说,‘周文王或升或降,都在天帝的左右’,这就是说要守信用。又说,‘好好地端正自己的行为,不要表现出你的虚伪’,这就是说不守信用。”
《春秋》记载说“某国人某国人在澶渊相会,是为了宋国的火灾”,是为了责备他们。其中不写“鲁人”,是为了避讳。
郑子皮授子产政。辞曰:“国小而逼,族大、宠多,不可为也。”子皮曰:“虎帅以听,谁敢犯子?子善相之,国无小,小能事大,国乃宽。”
子产为政,有事伯石,赂与之邑。子大叔曰:“国皆其国也。奚独赂焉?”子产曰:“无欲实难。皆得其欲,以从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爱于邑?邑将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国何?”子产曰:“非相违也,而相从也,四国何尤焉?《郑书》有之曰:‘安定国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归。”既伯石惧而归邑,卒与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为卿,辞。大史退,则请命焉。复命之,又辞。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产是以恶其为人也,使次己位。
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
丰卷将祭,请田焉。弗许,曰:“唯君用鲜,众给而已。”子张怒,退而征役。子产奔晋,子皮止之而逐丰卷。丰卷奔晋。子产请其田、里,三年而复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
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罕虎以当国的身份,将执政大权交给了子产。前面说过,这是郑国政治的特殊之处,若以公司而论,当国相当于董事长,听政或执政相当于总经理。董事会决定了大政方针,交给总经理去执行。子产当然要推辞,说:“国家弱小,又接近大国,各大家族势力庞大,受到国君宠爱者甚众,这事很难办。”这是丑话说在前头,也是在讲条件,罕虎听明白了,说:“我带着大伙听您的命令,谁敢冒犯您?请您好好辅佐国君。国家不在于大小,小国能够侍奉大国,国事就可以缓和了。”
子产执政,有事情要丰氏家族的公孙段去办,为此而赠送给他城邑。前面说过,郑国“七穆”之中,罕氏、驷氏和丰氏为一母所生,荣辱与共。子产这样做,有讨好三大家族的嫌疑。游吉便批评道:“国家是大家的国家,为什么唯独要送东西给他?”子产回答:“想让人没有欲望是很难的。让他们都满足欲望,好好地去办事,从而取得成功。这不是我这个执政的成功,难道还会是别人的成功吗?城邑有什么好爱惜的,城邑能跑到其他地方去吗?”
子产这段话很短,信息量却很大——
首先,承认人是有私欲的。想要人没有私欲,是很难的事。执政的根本,是正确认识人性,因势利导,水到渠成。
其次,身为一国执政,国家的成功就是他的成功,谁都抢不走。反过来说,国家的失败就是他的失败,他也逃不了。
再次,城邑是国家的城邑,无论赏赐给谁,都是肉烂在锅里,没有必要太在意。
游吉说:“那邻国有议论怎么办?”
子产说:“这样做不是为了让群臣分裂,而是让他们团结,邻国又能怎么责备我们?郑国的史书上说,安定国家,一定要优先照顾好大家族。姑且先关照大家族,再看看他们的态度和表现。”
结果,公孙段自己害怕了,要求归还赠送给他的城邑,但是子产还是坚持给了他。
良霄既然已经死了,要有人补充卿的位置,子产命太史去任命公孙段为卿。公孙段推辞不受。等到太史退出去复命,公孙段又请求太史重新发布命令。命令下来了,公孙段又推辞,如此折腾了三次,才接受册封,入朝拜谢。公孙段这样做,当然是在演戏。政客们都爱演戏,只不过公孙段演得太拙劣了。子产通过这件事,对公孙段的为人产生了厌恶,结果却是将公孙段在众卿之中的排名提升到第三,仅次于自己。越是讨厌的人,越要想办法拉拢,这就是子产的政治智慧。
稳定了上层后,子产开始实施自己的新政,也就是“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在此简单地解释一下——
都鄙有章:都指城市,鄙指农村,就是强调城乡的区别,将农民禁锢在土地上,确保有足够的人力投入农业生产。
上下有服:服即职责,这是强化封建等级制度,使得公卿大夫和贩夫走卒都各安天命,不作非分之想。
田有封洫:封指田地的边界,恤指水沟。在田界上挖水沟,一方面便于灌溉,一方面便于清点和界定田地的权属,多占者没收,不足者补齐,实现耕者有其田。
庐井有伍:庐井是指田间的农舍,伍是指赋税。通过封恤运动,郑国的田界都发生了改变,所以要重新进行人口普查,确定应交的赋税,以免遗漏。
另外,在人事方面,大夫们忠诚简朴的,子产就亲近他,听从他的意见;骄傲奢侈的,就压制他,甚至撤职查办。
新政自然会触动旧有的利益,让一部分人不满意。当时,丰氏家族的另一位后人丰卷(字子张)准备祭祀先人,想打几头猎物来作为祭品。打猎要动用刀兵,为此而请示子产。子产不同意,说:“只有国君祭祀才用新猎取的野兽,其他人则看着办,够用就可以了。”丰卷很生气,回家之后就召集人马,想要攻打子产。子产不想内斗,逃往晋国。罕虎忠实地履行了自己当初对子产的诺言,阻止子产出境,而将丰卷驱逐出境。结果是丰卷逃到了晋国。子产大人有大量,请求不要没收丰卷的田产和住宅。三年之后,他又让丰卷回国,将田产、住宅和产出收入都归还给他。
子产执政的第一年,人们在大街上咒骂他:“计算我的衣帽而收费,丈量我的田地而课税,谁要杀子产,我就助他一臂之力。”过了两年之后,大家改唱:“我有子弟,子产教他做人;我有田地,子产为其增加产量。如果子产死了,谁来接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