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叔宝于是任命阳惠朗为太市令,暨慧景为尚书金、仓都令史。
阳、暨二人家中本是小吏,考校文簿,丝毫不差;但都不识为政大体,督责苛刻繁碎,聚敛从不满足,使得官吏怨声载道。
沈客卿总领负责,每年所得收入,超过正常数额几十倍。
沈客卿“鱼肉官吏”
,得好处的确实是国库,是皇帝。
陈叔宝非常高兴,愈加感到施文庆有知人之明(沈客卿是施文庆推荐的),特别对他亲信倚重,把朝廷大小事情都交给他处理。
施文庆一伙人转相荐引,成为达官显贵的多达五十人。
沈客卿能让那些官老爷交税,消除贵族特权,这就是本事!
这对老百姓来说是天大的好事呀,这就是后世雍正皇帝辛辛苦苦搞的“官绅一体纳粮”
。
苏威你牛吧,你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吧,但你想让关陇贵族们把地分给百姓,立刻就遭到了王谊等人的抵制,杨坚也只能作罢。
恰好是沈客卿这样的人能帮皇帝办成大事。
因为史书是贵族士大夫集团写的,他们自然站在道德制高点,只要皇帝不听话,就说皇帝任用小人。
所以不管皇帝身边的人忠心如何、才能如何,通通都是小人。
可在皇帝眼里,这些“小人”
才是和自己一条心的。
陈叔宝的幕僚团队中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姚察。
姚察来自吴兴姚氏,才思敏捷,学识渊博,一直收到萧衍父子的喜爱,负责编撰南梁国史。
南梁灭亡后,姚察入陈工作,为官清正廉洁,他的能力和才华,受到了江总、徐陵、傅縡等人的一致认可。
陈叔宝正兴致勃勃要搞艺术创作,怎么能少得了文学和史学呢?
于是,江总就给陈叔宝推荐了姚察。
陈叔宝任命姚察为东宫通事舍人、秘书监,负责编撰《梁书》以及南陈的国史。
姚察确实是个史学专业人才,文笔简练通达,务实去虚,这在南北朝那种浮华的文风中独树一帜。
姚察的《梁书》将侯景单独列传,而且展开一万八千字的叙述,他并没有因为侯景是“乱臣贼子”
就避重就轻;收录了范缜的《神灭论》,让这篇无神论文章得以保存,这是帝制时代难能可贵的。
另外,《梁书》中首创了《止足传》,专门叙述那些知足常乐、急流勇退的人物。
《梁书》还详细记录南海诸国的情况,以及《文学传》记录文人二十四人,这些都是之前史书不怎么重视的。
由此可见姚察的眼光和包容性。
当然,姚察到死也没有完全写完《梁书》,《梁书》甚至《陈书》的完成,要到他儿子姚思廉身上了,这是后话。
再来看孔范的表现。
孔范自以为有文武全才,朝中无人能比,于是神色自若地对陈叔宝说:“朝外那些带兵的将帅都是行伍出身,只有匹夫之勇。
至于深谋远虑,运筹帷幄,岂是他们所能知晓的!”
陈叔宝以此向施文庆征询意见,施文庆因为惧怕孔范的权势,就随声附和;司马申也表示赞成。
自此以后,将帅如果稍有过失,陈叔宝就立刻削夺他们的军队,分配给文职官吏。
比如,陈叔宝就曾夺取领军将军任忠的部曲分配给孔范和蔡徵;陈叔宝对扶自己上台的萧摩诃也是大加提防。
对文臣武将的防范,这是帝王一直以来的惯例,这个行为本身没错,对皇帝这个孤家寡人来说,天下只有平民百姓才是自己的盟友,贵族、军人、外戚、权臣这些没有一个好东西。
提防武将,操作好了就可以“杯酒释兵权”
天下太平,操作不好就容易“自毁长城”
,这得看具体情况。
对现在的陈叔宝来说,巩固皇权比防御外敌更加重要,况且现在北方的隋朝也不是外敌。
二月初五,陈叔宝派遣兼散骑常侍贺彻、萧褒等人到隋朝聘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