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esp;“谢什么?”
&esp;&esp;“谢谢您的支持。”迪尔曼说。
&esp;&esp;啊,我支持
&esp;&esp;挂断之后,我冲澡,穿上晨衣,坐到大窗户前的阳台上。十字架路,灯光,大海,一座美妙城市的如今已经如此熟悉的神奇图像。我仍然坐在阳台上。我还能工作。我还可以挣钱。我还有两条腿。我的银行户头上还有钱。我还有我的工资。
&esp;&esp;还有。
&esp;&esp;但一切都已经注定了,我想。灾难和沉沦。孤独,苦难。结局。也许这样反而更好。昂热拉相信我妻子,而不是相信我。昂热拉结束了我们的这段爱情,因为她不信任我。眼下真是太可怕了,在我这样的年龄,我对自己说。但从长远看——什么叫从长远看?最多看到六个月后,那大概是惟一的解决方法。一定有个上帝,将一切导人他的轨道。大多数时候我们不能当场理解,什么事为什么会发生。我,我现在能理解了。我看透了你,上帝。看来你甚至是善意待我的。因为当我知道了我的真相时,在昂热拉的身旁我如何忍受接下来的那六个月?如果我将真相告诉了她,昂热拉会如何承受它?而终有一天我必须这么做。她肯定会非常勇敢,会安慰我,说,即使他们给我截了肢,她的感情也始终不渝。我的老伙计,我对自己说,如果她还爱你,如果她今天不结束这段爱情的话,她会这么说的。哎呀,跟一个只剩一条腿的男人能好多久?就算他还能工作,他也得有几个月工作不了。因此,他们当然得让你退休,我对自己说,他们没别的出路。你没有了昂热拉。你离开了你的妻子。我宁愿死去,也不愿回到卡琳身边去。我会死去,孤独地死去,请让我孤独地死去。怎么死?在哪儿死?我的银行户头上的钱会迅速花光。我的退休金比我的工资低得多。如果卡琳不同意离婚,她必须得到她的那一部分。如果我截肢了,也许她永远不会离婚,她会想,我也许很快就会死去,那留下的一切就全属于她了,住房、家具、保险,一切。另一方面,假设昂热拉今天没有跟我决裂——作为没有工作能力或只有部分工作能力的人,我在经济上该如何做到?环球保险公司不能留下我,无论如何不可能。干我这一行需要两条腿奔跑。那我能干什么工作呢?挣多点?那我到头来还是会成为昂热拉的累赘。不,不,你聪明地安排好了一切,上帝,我想。非常聪明。就算我现在完了。彻底完了——没有昂热拉。也许我得受到惩罚。也许是因为我这样抛弃了卡琳而受罚。这么没有怜悯,这么冷酷无情。不顾她怎样。就为这事。也许。
&esp;&esp;天色已经晚了,十字架路宁静空虚地横卧在我下面。时间旋转。我再三地想着同样的事:我的腿一点也不痛了,它似乎好了。只不过它最迟六个月后就得截肢。有很好的假肢。也许过一段时间后就能勉强走路了。但那时候我还是不能再干重活了。真奇怪,我想,生活之中,早晚之间一切就会彻底崩溃。一切。爱情,幸福,甚至生活本身。
&esp;&esp;当我这么坐在那里时,我的身体有时因为对昂热拉的爱情和渴望而抽搐作一团。因为对这结局的忧伤。噢,是的,这一整夜经常这样。但后来我又现实地想起钱、假肢、不能工作和贫穷。我当然也想:儒贝尔大夫有可能弄错了。但我马上就又想:如果一位大夫这么肯定地讲这么严重的事,那他就一定有把握。吞下去吧,我的老伙计,我对自己说,咽下去吧,你的未来就是这样的。你本来不知道什么是幸福,现在你体验到了。一小会儿。上帝不会再给你了。只有这么一点时间。一切就过去了。现在你是孤独一人,你将非常地孤独下去。理查三世里怎么唱的?“你会绝望、绝望地死去!”
&esp;&esp;我还没有绝望。截肢不会截死人。大多数不会。也许会。无所谓。我什么都无所谓。钱。两个女人。跟昂热拉的年龄差距。即使没有今天这一天。年龄差距,再加上是个残疾。不,不,上帝做得对,我对自己说。尽管很痛,但我看得明白。是的,是的,我看得明白。我已没有力量,现在再像个疯子似的将我拥有的一切押上去,过上六个月,追逐某种冒牌的幸福。去酗酒、去嫖妓、去赌。数小时后,我心如止水。我想,不,我不会做这种事,而是要规矩地、尽量好地结束此事,毕竟环球保险公司为此支付了我大笔钱。工作将会帮助我忍受一切,失去昂热拉,我的孤独,等待手术。然后得走着瞧。现在你得睡觉,我对自己说。
&esp;&esp;我上床,但是我睡不着。我的走投无路的处境令我喉咙作呕。我辗转反侧。我诅咒我的生活,诅咒昂热拉,诅咒上帝。您知道吗,理智、冷静、超脱地行事,就好像你已经是个能承受一切的人,这是一回事。然后你躺到床上,冷冷清清,没有任何人对你讲话,没有一个人听你讲,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没有一个家,什么也没有——这又是另一回事。连最后的东西、连希望都没有了——是啊,这已经有点不同了。
&esp;&esp;14
&esp;&esp;马尔科姆-托威尔不厌其烦地挑选合适的球棒,走来走去,目测球,不慌不忙,把球棒举到头顶,然后击出去。球飞走,越过护理过的草地飞得远远的,这儿的草地起伏不平。
&esp;&esp;“不赖。”马尔科姆-托威尔满意地说。他穿着山东绸的衬衫和紧身的灰色麻布裤子,脖子上围着一条花丝巾,有点太注意修饰了。他动作像个女人,讲话软绵绵的,唱着歌,哼着曲。我们走向第三个洞,球落在那附近。一个球童推着小车跟着我们,车上放着托威尔的球棒,球装在一只袋子里。那球童是个长满粉刺的男孩,至多十四岁。他只讲法语。我们只讲英语。
&esp;&esp;这是六月十三日,星期二,上午八点半。我一大早打电话到托威尔家,因为我知道,他每天在莫金斯附近的草地上打高尔夫球,而且,因为炎热,是上午打。他开着他的奔驰车到“庄严”酒店前接我。这天夜里我睡了也许半个小时,但我感觉精神旺盛,心情舒畅。我一点也不想昂热拉和那条要截肢的腿,一次也不想。但这其实是撒谎。
&esp;&esp;“真迷人。对不对?”托威尔望着那个小球童,冲他微笑。他推着小车跟在我们身后。小男孩开心地笑着回答他。“我非常迷恋这男孩。他迷恋我,总想跟我走,不跟其他任何人,将我深藏在心,可爱的小不点儿。这粉刺——迷人,对不?”
&esp;&esp;“对,”我说“迷人!”我将泽贝格告诉我的一切都讲给托威尔听了——他对赫尔曼在法兰克福的举止的想象,对这底下发生的事和是什么逼得赫尔曼自杀的猜测。现在我问:“您相信这个理论吗?”
&esp;&esp;“哪一种噢,当然。不,我不相信。荒谬至极,我请您原谅,卢卡斯先生!赫尔曼跟我们干这种生意很多年了——我是说,跟我们,以基尔伍德做我们的代言人。这是个冷酷无情的家伙,这个赫尔曼。害怕失去他的名声?幡然悔悟?喏,您知道!您不了解银行家们。他们不会这么快就害怕。他们神经好得很。”
&esp;&esp;“那您不相信是自杀?”
&esp;&esp;“不。”托威尔扭着屁股走。我走在他身旁。我们大步走。我的脚一切正常。“我跟先前一样相信是谋杀。”
&esp;&esp;“为什么要谋杀赫尔曼呢?”
&esp;&esp;“这我不知道。但一切都证明是这样——我指的是他死后发生的一切。您看得见,每个太接近这件事的人都被谋杀了,那个可能泄露点什么的人,像可怜的酗酒的约翰-基尔伍德,那个也许知道一点情况的人,像这位维阿拉或这位护士。那就得有一位杀手,对不?为什么不会是他杀害了赫尔曼呢?保护自己。我听说,甚至企图袭击过您?”
&esp;&esp;“对。”我说。我们现在来到球跟前了。它躺在一个小坑里,洞就在这附近。托威尔检查一下地形,挑选了另一根球棒,摸摸球童的金发,摸摸他的脸。他打量球,击出去。球果然滚进洞了。
&esp;&esp;“好极了。”我说。球童取出球,又将它放好。托威尔不是惟一的球手,我还看到其他人,在很远的地方。球场上笼罩着无限的宁静。
&esp;&esp;“那个人会是谁呢?”
&esp;&esp;“您认为,有可能是我——或者是我指使的。是不是,您可是这么认为的?”他几乎是温柔地冲我微笑“您注意到这小家伙有像丝一样光滑的睫毛没有?像个小女孩。漂亮,对不?有可能是我指使的,因为,基尔伍德委托赫尔曼经营的套汇和其它生意导致科德公司的英国配件供应公司破产了——因为这家配件供应公司几乎全属我所有。”他低笑一声“卢卡斯先生,这当然让我不舒服,但是您肯定知道,那家公司只是我的许多公司里的一家。”
&esp;&esp;“这我知道。”
&esp;&esp;“您也会相信,这一破产不会置我于死地。”
&esp;&esp;“肯定的。”
&esp;&esp;“那好。”他轻轻地撑在一根球棒上“另外您别忘记,科德公司也属于我——属于我们这里的所有人。我始终同意基尔伍德和赫尔曼所采取的措施。他们先是毁掉了一家配件供应厂。我倒霉。但我可不能对赫尔曼不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受了我的间接委托做的。科德公司依然存在。我在它里面占有很大的股份。正如其他人有他们的股份一样——萨冈塔纳、泰奈多斯、法比安和基尔伍德。他死了。他有遗产继承人。”
&esp;&esp;“这就是说,您认为,这些人当中谁也没有一个谋杀赫尔曼的理智的动机。”
&esp;&esp;“正确。”
&esp;&esp;“但您仍然相信是谋杀。”
&esp;&esp;“我讲过那是我们当中的哪一个吗?不,我相信我没这么讲过,卢卡斯先生。有一个凶手,这我坚信,但是他不在我们的圈子里。这是一个局外人。因此,看看基尔伍德吧,我们都处在危险之中。我只能希望你们这帮人勤快点,在凶手像对可怜的约翰那样再次行凶之前,将他找出来。”
&esp;&esp;“约翰-基尔伍德把那场谋杀归咎于自己——有点模糊——归咎于‘我们大家’,正如他所讲的,您记得吧。”
&esp;&esp;“约翰是个不可救药的醉鬼。上帝宽恕他的灵魂。”
&esp;&esp;他也讲到了博卡的那个阿尔及利亚人,说一切都是从他开始的:“我们找到了那个阿尔及利亚人。那台定时爆炸器的炸药是他提供的。赫尔曼夫人的护士收下了它。”
&esp;&esp;“那个阿尔及利亚人说的?”
&esp;&esp;“我们还没来得及问她,护士就被害了。”
&esp;&esp;托威尔又忙于打球了。他换了两次球棒,用手摸摸喜形于色地望着他的球童,在球前走来走去。
&esp;&esp;“也许护士跟凶手是联合的。”
&esp;&esp;“基尔伍德怎么知道了博卡的阿尔及利亚人?”
&esp;&esp;“也许他进行了调查,懂得的比我们其他人都多。”
&esp;&esp;“您讲他是个不可救药的醉鬼?”
&esp;&esp;“因此他进行了调查!”托威尔终于将球击走了。我们在草地上继续往前。“警方没有进展。您没有进展。你们可都是专家啊!你们为什么没有进展?”
&esp;&esp;“为什么没有?”我问
&esp;&esp;“因为你们都被那个固定的想法迷住了,以为是我们中的一个人干的,我们这群人中的一个。如果您不能撇开这一想法,您将永远不会获悉真相,卢卡斯先生。你们将太多的秘密塞进我们当中。我们不是发过誓的黑社会,我们不是cabale。”
&esp;&esp;cabale——这个词又来了!英语里也有它。黑社会——小个子拉克洛斯这么形容“富豪”们的这个社会。他认为他们组成了一个盟过誓的黑社会。马尔科姆-托威尔取笑了这个念头。他笑着朝球的方向走去。小球童和我跟在他身后。在这城外的莫金斯的高尔夫球场上,景色非常秀美。我深深地呼吸这纯洁的空气。微风轻吹。多汁的嫩叶在老树稍上颤动。当我仰头望天,想看看太阳有多高时,我注意到了——chapter1();